“可不可以天黑后再回家?”

时间:2020-05-07 14:58:00作者:刘琦新闻来源:《方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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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暴躁的母亲,一边是倔强的弟弟,黄女士慌乱失措,焦虑万分,杜洺君和S级专案组成员启动了“四环联动机制”来弥合这段亲情的裂痕

  “再有三四天,我就可以解除隔离回家了。”隔着口罩,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杜洺君也能看出对方心中的喜悦和期待。面对已经治愈、正在进行隔离观察的新冠肺炎患者,杜洺君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康友”——她试图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为他们重建心灵防护墙。

  “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不要让我们白天回家,我们想晚上回家,在天黑之后回家。”有康友向杜洺君求助。因为对伤痛有了记忆,所以他们尤为敏感和谨慎。杜洺君有点心酸,她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有一种疼叫黎明前的创伤,有一种痛叫回家前的惶恐……这种感觉沉重而压抑。”

  在疫情走向尾声时,许多伤痛住进了人们的心中。如何修复疫情之后留下的心理创伤,如何让更多人可以重新开启新的生活,这是杜洺君眼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她想用自杀的方式来摆脱痛苦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杜洺君就一直在湖北心理热线电话上忙碌,她的手机上设定有6个时间段的工作闹钟,让她可以在第一时刻随时待命。截至4月6日,杜洺君接到的咨询电话有200个。杜洺君发现,疫情之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案例在不断增多,自杀倾向案例也开始浮出水面。

  有一起因疫情而引发的自杀案例让杜洺君念念不忘。当事人是50多岁的李女士,她的家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为了做好患者家属的隔离工作,便于社区志愿者及时向隔离者提供生活帮助,在她家的门上贴了封条。这件事情让李女士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侮辱,内心产生了巨大落差,心里感到抑郁。

  每天局限在一方天地里,与外界的交流少之又少,李女士的抑郁情绪逐渐开始加剧,甚至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在李女士拨通湖北心理热线电话时,她在电话中抽搐哭泣,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彼时的她就站在窗台边——她想用自杀的方式来摆脱痛苦。

  “一个人如果到了可以舍弃生命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痛不欲生就是她当时的真实心理状态。这种沉痛感,很难用心理承受能力不好来评价,当人到了那个点上,一时之间拐不过弯来,就想以命进行抗争,她的挣扎已经到了底线。”杜洺君分析说。

  在电话中,杜洺君和专案组咨询师一边对李女士展开心理危机干预,运用呼吸法、运动、同理心等方法,帮助她释放负面情绪,一边联动110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援助疏导,通过近1个小时的心理疏导,也慢慢将李女士由“暴风哭泣”状态引导到平静状态,将她从窗边拉回到沙发上。

  还有一起疫情自杀事件与家庭矛盾有关。“一位黄女士打来电话求助,说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发生了激烈争吵,弟弟已经绝食5天5夜了,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强势的母亲还阻挠她拨打心理咨询求助电话,抗拒外界的支持。”杜洺君介绍说。

  一边是暴躁的母亲,一边是倔强的弟弟,黄女士慌乱失措,焦虑万分,杜洺君和S级专案组成员启动了“四环联动机制”来弥合这段亲情的裂痕。他们一边对黄女士进行心理危机干预,肯定她的付出和努力,讨论可以提供援助的方法和通道,一边拨打了110,由警察会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开展矛盾调解工作。最终,又一起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得以顺利解除。

  离婚进行时也在上演

  “民政局一开门,我们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吴女士的老公留下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疫情放大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离婚也是其中的一种。”杜洺君说道。

  拨打湖北心理热线电话的吴女士,是过年期间被困在武汉婆婆家的外地媳妇,她和老公打算今年办酒席的,而且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来以为幸福来得太突然,结果怀孕两个多月后3月份胎停了,还检查出子宫里长了肌瘤,因为这件事情,婆婆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我以为我的婚姻是被祝福的,但是现在被婆婆说得我好像是生不了孩子的儿媳妇,说我没有积德。”吴女士感到很委屈。3月,她刚刚做完手术出院,这个时候还处于小产坐月子期间,每天和丈夫、婆婆困在一起,各种矛盾不断升级。比如,在每天的饮食方面,吴女士觉得虽然疫情期间买菜不容易,但是吃点青菜,偶尔买点肉回家也是可以的。但是婆婆却认为,即使是社区安排送到家门口的菜,也不愿意去取,怕把病毒带回家,老公也认为她太矫情,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为此吴女士有点不高兴,觉得自己好心为大家,却落得被埋怨的下场。

  还有让吴女士觉得特别难受的是,在她手术住院期间,她想让老公去医院进行陪护,婆婆说医院里到处都是病毒,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对她更加不满。当她出院回家后,婆婆也没舍得把冰箱里的冻鸡拿出来给她补补身体,还总是挑她的毛病,撺掇儿子赶快离婚。

  一连串的矛盾争执之下,吴女士认为自己老公起不到良好的纽带作用,一副什么都听妈妈的样子,是一个十足的“妈宝男”,而且平时在家里他也只顾着玩游戏到深夜,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对吴女士的身体状况也不关心。失去孩子又得不到呵护照顾,吴女士感到了人生的凉薄,一直处于心理煎熬的状态。

  而在吴女士的讲述中,杜洺君记录下了一个点,就是吴女士的婆婆曾经因为长了肿瘤切除了子宫,杜洺君分析,可能是吴女士现在的身体状况一下子引起了婆婆自己身上的创伤记忆,触发了她的情绪和焦虑感。根据杜洺君的判断,两代人共同的患病经历,使婆婆将自己对于疾病的担心和焦虑叠加到了儿媳身上,从而加大和加剧了家庭矛盾,把矛头指向了吴女士,而这份压力是吴女士自己一个人在背负。

  在提到离婚这件事情上,吴女士心里是有犹豫的,她向杜洺君吐露了自己妈妈的故事。“我妈妈在发现爸爸有外遇之后,跟他吵了一架,结果爸爸却要妈妈写一封检讨书给他,后来她就跳楼自杀了。在我妈妈的婚姻信条里,她认为离婚的女人是失败的,宁愿死掉也不愿意离婚,我不想步妈妈的后尘。”婚姻生活对于吴女士来说,就像是孤叶逢舟,当爱的信号来临时,她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遇到了就想要去抓住它,她觉得自己是不是使劲太大了,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吴女士的情况比较特殊,多重伤痛向她一人袭来,这种压力之下的心理创伤怎么进行疏导,这个热线电话持续了很久。“是进还是退,吴女士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如果剥离不开负面的情绪,吴女士的婚姻会产生危机。”杜洺君说道。当我们面对重大疫情时,每个人都会出现恐慌和焦虑,比如吴女士提到自己老公沉浸于打游戏,其实通过打游戏的方式分散压力,也是一种逃避疫情的现象;再比如吴女士和婆婆之间就处于一种“打”的状态,吴女士通过抗争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疫情把每个人的情绪放大了,包括以前心里放不下的伤心事,都会重新跳出来将人的情绪拉到最低点。想要真正把自己从创伤的泥藻中拉出来,需要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穿上一层防护衣,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慢慢去修复内心的创伤,让自己朝着亮光走去,这种信念很重要。

  家暴让疫情心理问题升级

  “武汉什么时候能够解封,我老公每天在家抱着手机看那些疫情的新闻,心情越来越烦躁,一开始会凶孩子,现在已经发展到动不动就打我的状况,他的力气很大,我的头被撞在了墙上,现在很痛。”接到这样的求助电话,杜洺君的语气变得紧张起来,她立刻询问对方现在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她打报警电话或者联系社区人员进行帮忙。

  在咨询中,受家暴者陈女士说,她和老公白手起家进行创业,有自己的房子和车,还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尤其是大女儿非常贴心,看到妈妈被爸爸打,大声哭着问爸爸为什么要打妈妈,而二宝虽然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但已经知道在家里找东西来帮助妈妈、阻止爸爸了。两个孩子的贴心让陈女士特别心碎,她害怕孩子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会害怕,只能暂时先从家里跑了出来。

  疫情暴露出的心理问题正在不断升级,随时可能会在身边爆裂。在杜洺君看来,一些人会选择用暴力的形式去发泄内心的恐惧,只不过他们选错了施暴的对象,压力和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伤害了家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施暴者是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支持的,但是陈女士说她也好几次有意无意地让老公参与到心理治疗中,但是他比较爱面子,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因此,妇女和儿童很容易成为心理创伤之下的受害者,她们的处境很艰难,更需要得到心理咨询师和外界的帮助。

  “你们都是战疫中的战士”

  除了通过心理热线电话开展咨询工作之外,杜洺君的工作也逐渐延伸至线下。在康复隔离点,杜洺君总是一待就是一下午,她柔和的语言、舒缓的语调,让康友们觉得很放松。

  杜洺君告诉一位康友:“最好的药是自身的免疫力,一个是身体的免疫力,一个是心理的免疫力。之前你生病肯定是因为过度的疲劳,给了病毒一个小小的机会,我相信你的心理免疫力其实是很强的。”这种与康友近距离交流的方式,让她更清楚地掌握对方的心理状况。她发现很多人内心都渴望一种认同感,尤其是那些即将出舱回家的康友,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你知道我们在得病期间都经历过什么吗?”一些康友向杜洺君描述道:“那是一段灰色的日子,我们在人间地狱走了一遭,还好闯关回来了。”许多人从感染、等待核酸检测,到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有些人从方舱转进了重症医院,有的人从医院被送到了方舱,后来治愈之后又来到了隔离点,他们走的时候还穿着冬衣,回来时已是春暖花开了。

  杜洺君经常对一些康友说:“你们都是这场战疫中的战士,肉搏上阵,最终凯旋而归,我觉得应该给你们点赞。”康友们的回应也很积极,直呼这种评价说得太好了。但是现实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对他们另眼相看、谩骂、恶语中伤的行为,杜洺君担心,这些现象会在康友心中重新割开一道口子,对他们再次造成心理伤害。

  杜洺君记得一位老人跟她说过的话:“我们都是大坏蛋,谁看到我们都害怕。”“其实你们都是好人,坏的是病毒,而且你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了,所以不要觉得太内疚。”杜洺君宽慰道。

  一些已经治愈的患者,经常会产生焦虑情绪,怀疑自己还没好,担心会再传染给他人,与人接触时总是站得很远,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

  杜洺君发现,疫情之后,许多人内心生长出来的羞耻感,已经形成了一种耻感文化,这类患者除了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和干预之外,更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理解。“只有让更多人打开心结了,他们才能迈向新的生活。”

  “和死神握过手”让他们变得豁达

  3月12日凌晨,杜洺君完成了另一起S级自杀案例的督导。这是一起非疫情自杀案例,当事人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抑郁的症状,而密闭的环境,进一步加深了抑郁患者的孤独感。恐慌、厌世像一双无形的手,掐着脖子把抑郁症患者拉入无边的黑暗,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找到光明的出口。

  即使到了疫情的下半场,也需要找到一种发泄方式来化解心中的悲伤。有医务人员和杜洺君说:“等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地大哭一场。”一位80多岁老人的哭声,也让杜洺君记忆犹新。“老人的老伴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本身也有点中风,身体不是很好,当我们在电话里听到老人的哭声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给他安抚,像子女一样帮助他进行多方联系,做好联动工作。而后老伴的去世,在老人心里留下了创伤,这部分情感是很难提起或者是放下的,他需要有一个长期持续的心理治疗过程。”

  也有些患者在进行心理干预后,心理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善,从一开始只看得见生病的悲伤,到觉得整个世界都亮堂了,开始关注自己康复的速度。

  “有一些创伤,不会在同一时间展现出来,而会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逐渐释放出来。因此我们大量的心理治疗工作,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比如一线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群体,他们以为自己是准备好了的,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可是他们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创伤事件。如果可以给志愿者颁发一个勋章,让他们得到肯定,我觉得80%的志愿者内心的创伤是可以得到平衡的。”

  在杜洺君看来,有一部分人经历了最初的阻抗类应激反应之后,现在可以全盘接受已经发生的疫情事实,思维焦点也会转向去解决这些问题的阶段,心理状态会逐渐得到改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病毒感染的亲历者和失亲者们,逐渐进入“创伤后遗症”的心理历程中,会出现精神状态低迷、身体欠佳、遇事害怕等情况,而创伤期的恢复时间从1天到180天不等,需要心理咨询师进行长期治疗。

  对于失亲者的安抚和关怀如何开展,是她即将要面对的重大困难。

  在这场心理战疫中,杜洺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她背后,有100多人的心理专家团队。“他们从2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团,目前北京的专家就有60多位,全国的志愿者有400多人。”专家通过在线讲课,对真实案例进行督导的方式,让杜洺君觉得特别有力量。除此之外,杜洺君也在广播节目中向社会宣传心理健康、进行健康小知识的分享,她觉得通过不断向外界输出,也是抚慰更多人内心的一种方法。

  杜洺君知道,疫情在许多人心里已经成为一种抹不去的伤痕,有的人选择隐藏,有的人选择漠视,有的人逐渐走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是很狼狈的,被迫进入了这场战疫当中,虽然我们手无寸铁,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可以围起一道心理的篱笆墙,让这座心墙变得强大起来,让温暖的阳光能够照进来。”尽管担心和疑虑还在,不过杜洺君发现,“和死神握过手”的经历,让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变得豁达起来,她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责任编辑: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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