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的路径探索

时间:2019-08-29 09:35:00作者:新闻来源:《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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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2019年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深化内设机构改革,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在“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格局中,刑事检察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如何向“更加好”努力?应抓住哪些关键环节,着力于哪些重点工作?如何进一步推进专业化建设?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为此,本刊围绕“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的路径探索”这一主题,邀请理论界、实务界专家共同探讨,给出良策。

  特邀嘉宾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周长军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黄生林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冯新华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乐平

  做优刑事检察工作应抓住哪些关键环节,着力于哪些重点工作?

  周长军:做优刑事检察工作,除上述宏观层面的努力外,还应结合近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抓住一些关键的环节,重点开展工作。比如,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当前我国各地正在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法律规定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能否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能否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及能否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处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对案件情况的认知和判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效率导向的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否则将难以长期运行。由此,检察机关应当担负起应有的使命,重点开展以下三项工作:一是重视被追诉人律师帮助权的保障,提高被追诉人的协商能力,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二是养成控辩平等观念和契约精神,尊重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平等主体地位,而且不能随意改变被追诉人具结书的内容。三是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既要提出尽可能明确的量刑建议,以有效制约审判机关的量刑权,同时可以让被告人对自己认罪认罚的后果有相对明确的判断,又要避免量刑建议过于具体以致不当地限缩了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黄生林:做优刑事检察工作应当着力于以下五项重点工作:一是协同构建大控方格局。要密切侦诉联系,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庭审实质化和证据裁判原则的落实。具体而言,要探索完善诉前会议制度,在诉前充分听取侦查人员、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的意见,提升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探索完善侦查人员、鉴定人、专家证人等出庭的公诉工作模式,完善具体工作指引,提升审查、庭审应对能力,确保出庭的有效性,切实增强庭审指控效果。要强化对侦查的监督和制约,将证据要求通过检察这一中间环节由审判向侦查前端传导,促使提升侦查质量,从而合力完成刑事指控任务。具体而言,要着力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建设,建立完善检察机关重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中级法院一审的重大刑事案件由同级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重大刑事案件同步录音录像、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机制。二是深入推进科技与刑事检察工作融合。要构建以技术性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大量科技手段的应用,给刑事侦查特别是证据体系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高度重视技术性证据的证据地位和证明作用,着力强化现代科技在刑事破案、指控中的应用,构建以技术性证据为主导的新型刑事指控体系,是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的必然要求。要大力推进智慧刑检工作,以办案为中心,以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深入推进科技与刑事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当前,要将大数据在统一证据标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方面的应用、出庭一体化平台建设以及智能语音、“三远一网”技术的运用等作为重点内容。三是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正确把握适用范围,积极推进轻罪案件适用,稳妥推进重罪案件适用,有效推进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实现罪名适用全覆盖、程序适用全覆盖。要严格证据审查,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加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审查。要强化审前过滤,落实少捕慎诉,把认罪认罚情节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依法大胆适用不捕不诉。通过认罪认罚不起诉、从宽,进行案件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要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完善量刑标准和量刑建议程序规范,认真听取采纳律师对量刑的合理意见,充分利用大数据辅助量刑。要强化值班律师的作用,着力建立值班律师参与诉讼的便捷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获得法律帮助权。要区别对待认罪认罚从宽被告人上诉问题。在提前释法说理避免诉讼程序“倒流”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对于为了进一步减刑或拖延留所服刑而反悔上诉的投机性被告人,应通过提出抗诉等方式,防止发生“破窗效应”。对于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程序违法等情况,应支持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四是扎实推进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要建立健全分案机制,根据“类案办理、专业优先”“一人谁办理,全案谁办理”等原则合理确定案件承办部门和承办人。要整合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两项审查职能,优化审查模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实行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要突出实质审查,严格执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两个阶段不同的法定条件与证明标准,严防变相提高逮捕标准,严防构罪即捕,严防凡捕必诉,确保不同阶段的办案质量。要强化审查引导侦查,特别要重视(不)捕后诉前环节的引导侦查工作,列好补充侦查提纲,写明详细理由,引导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在侦查阶段就把案件办扎实,从源头把好案件质量关。五是做优做实刑事诉讼监督。要落实随案开展监督的要求,研究捕诉一体专业化背景下提升诉讼监督水平、增强诉讼监督效果的对策举措。要突出监督重点,积极探索加强下行案件监督、刑事拘留监督、查封扣押财产监督等工作。要抓住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节点,依法用好排除非法证据、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抗诉等职能,把相关工作做深、做细、做专业,凸显刑事监督的效力与效果。要深入推进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探索建立严密的程序规范、证据规则和管理流程,提升法律监督的精细化和准确性。要探索建立对监督工作的案件化评价机制,加强对监督失职的制约措施,防止捕诉一体后的监督弱化、虚化。

  冯新华:目前,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因此,在做优刑事检察工作中,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简案快办、繁案精办”的观念,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全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减少社会对抗,提升办案质效。要畅通案件分流渠道、精简检察文书、优化内部审批流程,促进认罪认罚案件全流程提速。要健全公、检、法、司沟通协调机制,推进认罪认罚案件集中移送、集中审查、集中起诉、集中审判、集中宣判,提高案件整体办理效果。要推进大数据技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充分解放办案人员的“双脚”“双手”“双脑”,提高案件办理信息化水平。

  李乐平:检察机关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主导作用,亟待解决以下几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一是细化“认罪”“认罚”的标准。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各项标准,理论界仍存在不同解读,实践中的实体审查标准不够统一,轻罪、重罪案件适用不平衡,对此,实务部门要加强实证分析和理论提炼。二是明确证据标准不降低,适当简化证据规则。认罪认罚从宽不同于诉辩交易,仍要强调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可以从简化诉讼程序角度平衡认罪认罚效率目标和认罪认罚实体真实、罪责刑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三是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配套机制。构建具有协商性质的配套机制,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功能。以具有协商性质的配套机制构建为核心的研究,将触及和统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各个层面的问题,渐次破解人权保障、主体激励等制度运行中亟待破解的规则不明的难题,深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服务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现代化进程。四是围绕从宽制定规范的量刑体系,加强从宽量刑体系的顶层设计,根据案件类型、认罪认罚时间等因素,设置层级化的量刑体系。

  刑事诉讼监督虽然是传统检察业务,但仍存在较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监督体系。一是全面把握刑事诉讼监督的内涵和外延,监督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刚性监督、柔性监督,要全面把握刑事诉讼监督静态、动态的不同履职方式。二是全面把握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关系。重点监督侦查环节,有节制地进行审判监督。要尊重和维护审判权威。三是全面把握刑事诉讼监督的动态进程。对于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来说要上下左右全面关注。要有座标体系意识,既有纵向座标体系意识,也有横向座标体系意识。要关注每个员额检察官的诉讼监督意见,对员额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的绩效要进行一个权重的评价。尤其是实行捕诉一体后,要将原有的审查逮捕职能与审查起诉职能有机整合,制定一套涵盖刑事检察职能全程的检察官权力清单。同时,科学合理地制定检察官履职负面清单,对检察官在案件审查中应当履行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职责而未履行的,进行负面评价。

  如何加强检察官的专业化建设?

  周长军: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看,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从司法人员分类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改革以及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推进情况来看,检察活动的司法属性愈发凸显。这些都要求,刑事检察工作必须突出专业化的要求,在专业能力和职业伦理素养方面,员额检察官整体上不能低于员额法官。加强检察官的专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一,应当严把入口关,通过招录、选调、遴选等途径充实检察办案力量,优化刑事检察队伍专业结构。其二,建立“博专结合”的专业培训机制和办案组织。刑事检察人员的专业培训应当着力于业务能力的全面训练和提升,健全专业知识结构,以适应检察官任职的流动性需要。同时,可以根据各地区、各层级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类型、办案压力等因素,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强化专门化的培训。此外,根据办案的需要,构建专业化办案组或临时办案组,专门办理互联网犯罪、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涉黑恶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新领域或新类型案件,或者专门办理适用速裁程序处理的刑事案件,实现办案效率与办案质量的有机统一。其三,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管理机制,合理放权给员额检察官,强化检察人员的办案独立性,拓展司法化的权力行使方式。其四,为检察官建立单独的职级晋升和待遇保障体系,强化检察官的人身安全和职业保障,健全检察官权益受损时的救济机制,为检察官独立办案解除后顾之忧。

  黄生林:加强检察官专业化建设,当前迫切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提升检察官的相关业务能力。一是坚持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并重。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加强对检察官的理想信念、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确保检察队伍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培育专业思维。培育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家的思维模式,具体包括:技术性思维,具备法律思维和法律推理等司法技艺,善于用法律术语分析问题,善于用法律逻辑判断问题;客观性思维,坚持客观、全面、深入看问题,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遵循自己的良知、理性形成内心确信作出判断,排除法外因素的干扰;程序性思维,高度重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能动性思维,对案件的处理在法律考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特质,努力做到法理与常识、常理、常情融合。三是加强专业化培训。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以案例发布、经验交流、专项培训、庭审观摩等多种方式全面提升刑事检察人员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四是注重招才引智。加大优秀法律人才引进力度,优化队伍结构,着力破解工作薄弱领域的人才、知识和力量短板。推动系统外学习交流,探索与金融、网络、环保、知识产权等职能部门开展干部交流,提升办理疑难复杂和专业性较强案件的能力。聘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法学专家、技术专家以及知名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为司法办案提供咨询意见、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刑事检察办案质量。五是强化办案指导。进一步落实规范入额院领导办案要求,充分发挥院领导在专业化办案方面的传帮带作用。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办理的重大、敏感案件的指导力度,充分发挥最高检指导性案例、检答网等平台的作用,健全指导机制。六是加强调查研究。高度重视发挥理论研究在促进专业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引导、鼓励各级检察院检察人员针对各类刑事案件的热点、难点和重点,就加强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等问题开展研究,促进专业能力提升。

  冯新华:刑事检察官的专业化建设,是推进政法队伍“四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抓紧抓好。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必须更加紧密地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刑事检察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立“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办案理念,善于通过政治看业务,通过业务讲政治,以政治建设推动刑事检察官专业化建设。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推进刑事检察专业化建设,不仅要培养检察官的庭上精准指控犯罪能力,而且要培养检察官的法律理解适用能力、矛盾化解能力、沟通协调能力、释法说理能力等整体司法能力。刑事检察官不仅要做实现司法公正的“工匠”,更要努力去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大师”。

  李乐平:无锡市检察机关近两年一直在探索推行精细化刑事检察体系建设,并将其细分为十大体系。其中包括围绕“突出专业化”的能力体系,通过构建不同单元能力体系要素,针对性地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抓体系建设,就要对能力进行一个拆分。不同的能力单元,其能力要素各不相同,大致包括统领性能力、核心技能、辅助性(补充性)能力。其中,统领性能力又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刑事检察制度价值理念和刑事检察理念的构造。第二,检察人员立体化思维能力的养成。可以通过角色换位思考培养辩方思维、审判思维、公众思维、媒体思维。第三,逻辑思维和经验规则的综合运用。大部分法律人不缺少逻辑思维能力,但缺少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的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年轻的检察人一定要补上这一课。辅助性能力包括沟通协调、表达写作、形象塑造、新知识体系养成、新技术运用等能力。核心技能也是刑事检察的技术性能力,如公诉要按照诉讼程序和工作规范体系要求进行细分,明确各单元能力要素的目标、关键点、应当注意的问题、主要任务和技巧。既然叫能力体系建设,就要列出每个单元的技巧,不研究技巧问题,这个能力就是空泛的。总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按照公诉工作的流程规范体系、工作规范体系,把每一个单元的问题拆解开来,每一个单元的能力要素梳理出来,缺什么补什么,缺什么训什么,这些都是作为部门负责人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原文载于2019年《人民检察》第13期,有删节。

[责任编辑:马志为] 下一篇文章: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检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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